登记在楼门口。

一张折叠桌，两把椅子，桌上一台旧笔记本电脑，屏幕合着。坐着两个人。左边那个记，右边那个收。

收的是身上还剩下的东西。皮带、打火机、指甲刀、钥匙。有个人从袜筒里摸出两百块钱，摊在桌上，摊得很平。

“不用摊。”收东西的人说，“扔筐里。”

队伍往前挪。

轮到陈九斤，记的那个人头也不抬。

“姓名。”

“陈九斤。”

“哪个九斤。”

“九斤二两的九斤。”

那人写了。写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低下去。

“年龄。”

“二十五。”

“家里几口人。”

“三口。爸走了，妈在家，还有个妹妹。”

“有没有人知道你来这儿。”

陈九斤听见自己回答得很快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一个都没有？”

“我出来那天跟家里说去广东。”

记的那个人在纸上画了一个圈。他画得很随意，圈画在“陈九斤”三个字后面，圈完就翻了一页。

陈九斤看见那一页上，别人的名字后面也有圈。有的圈，有的不圈。他往前数了数，二十三个名字里，画圈的有十七个。

“下一个。”

他往边上让开。

让开之前他又看了一眼那一页。

画圈的十七个人里，有一个是刚才在空地上说“我欠了赌债，二十六万”的那个。没画圈的六个里，有一个是被打得跪下的那个学计算机的年轻人——他登记的时候说他妈在等他回去过生日。

陈九斤把这两件事摆在一起看了两秒。

他不知道那个圈是什么意思。他只知道，登记的人问的最后一句是“有没有人知道你来这儿”，而画不画圈，就在那一句之后。

让开的时候他手心是湿的。昨天夜里他把通讯录一条一条删掉的时候，还不知道自己是在给今天这个问题准备答案。

现在他知道了。

“没有”这两个字，是他昨天夜里替自己挣来的。

登记桌旁边站着一个女人，本地人的样子，三十来岁，抱着一只塑料箱。箱子里是塑料工牌，一沓一沓用皮筋捆着。她不发，也不说话，就抱着。

排在陈九斤前面那个人登记完，转过身问她：“姐，什么时候能走啊？”

女人头也不抬。

“问墙。”她说。

那人愣了。

女人抱着箱子往旁边挪了半步，把路让开。

陈九斤转过头，看向那面墙。

天已经大亮。那行白漆字刷在铁门左边的水泥墙上，一共十一个字。

业绩满四百万，可以赎身。

他站在那儿读了一遍。

读完他又读了一遍。

第二遍他是从后往前读的。他这三年干催收，有个习惯：一份还款协议拿到手，先从最后一行往上看。最后一行往往是最要紧的，写协议的人都把要紧的往后放。

从后往前读，这句话是这样的：身赎以可，万百四满绩业。

没有别的意思。就是那个意思。

他往前走了两步，蹲下来，看墙根。

墙根有几道漆流下来的痕迹，凝住了，硬的。他用指甲抠了一下最长的那一道。漆下面还是漆——底下有一层更旧的白，比上面这层黄。

刷过两遍。

至少两遍。

“看什么呢。”

有人从后面走过来。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，胳膊底下夹着一个硬皮账本，穿的衣服比外面这些人干净。他不是打手，也不是新来的。

陈九斤站起来。

“我看这字。”

“这字好啊。”那人说，“这字是三哥刷的，一年补一回。”

陈九斤没有接话。

他往楼里那间开着窗的屋子看了一眼。屋里有两个人在说话，隔着一层纱窗，听得见声音听不清字。他站在窗外三米，安安静静站了大概十秒。

什么都没有。